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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人物形象刻画
2.《史记》的艺术特色及其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什么?
《左传》是我国史传文学的 部杰作。它叙事详明,生动传神,文辞优美,简炼富艳,成功地刻画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它叙述典型事件,注重矛盾冲突,留意细节描写, 心理活动,记载富有个性的语言,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感人的艺术魅力。一、《左传》的人物叙述方法 《左传》是编年体史书,人物叙述具有流动性。但《左传》的叙述者因事写人,把人物融合在事件中,从记事中写人物,随不同时间内所发生的许多不同事件,以不同方式,分别揭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孙绿怡在《<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中将人物形象分为两种模式——“累积型”和“闪现”型。许多大国国君和卿士大夫都属于“累积型”,因为他们的事迹分散在《左传》各年的叙事中,只有将若干年中的有关内容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绝大多数人物只是通过一件事来表现性格,笔法极为灵活,一时一事,一人一事,或一人数事,文字简练而鲜明。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虽然转瞬即逝,一闪而过,却留下非常鲜明的印象。 王靖宇在《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中说:“在中国叙事作品尤其是《左传》中,我们会遇到许多静止的人物,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静止人物在整个故事中其性格都保持不变。在《左传》中,似乎只要人物一旦被固定在某个模子里,通常他就保持不变,而且极少能有所突破。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品质,我们在《左传》中找到下面的类型:善良而能干的统治者;恶劣而愚蠢的统治者;明智而忠诚的大臣;有权有势有野心而且还邪恶的大臣;为执着理念的表面义所害的可怜虫‘大公无私和有远见卓识的妇女;祸国殃民的女子;乐于牺牲自己生命去保护坏而无用的主人。”因此,《左传》的人物叙述具有类型化、扁平和静止的特点。《左传》的叙述者是在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兼述人物的。譬如郑庄公:1、不友不孝、不臣不忠“郑伯克段与鄢”是《左传》的 件大事。此时,郑庄公继位没多久,他的弟弟与他争夺君位。他听之任之,听任他的弟弟扩大地盘以养其罪恶,待时机成熟,既而灭之。他表面上是容忍等待,实则蓄意斩草除根,用心险恶见其不友。庄公对母亲极为愤恨,但后来为了显示自己虚伪的孝道,用在“黄泉路上”挖地道的方法与母亲见面,由此见其不孝。隐公三年,周平王不想让郑庄公做王室左卿士,郑庄公心怀不满,周平王心怀担心,于是双方互换太子作为保证。后来,周平王未履行诺言,郑庄公便派人去劫掠周王室的麦;秋天,又取其禾,由此见其对周天子的跋扈与不忠。郑庄公对周王室既跋扈又利用。在“周郑交质”不久,隐公六年,郑庄公亲自去朝见天子,隐公八年再去,直至周王室谅解。2、贪婪虚伪、奸诈多谋隐公十一年,郑庄公联合齐鲁伐许。他虽然很有野心,却有所顾忌,不敢直接取许。他让许大夫百里丰许叔以居东偏,作为傀儡政权,又叫郑大夫公孙荻居许西偏位监督。他跟许大夫讲话,起初安慰和恭维许国,拐弯抹角,最后一句“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也。”表面上希望许国保护郑国,实际上是希望许国永远成为其保护国。这段话既抚恤了许国,有体现了郑伯的“仁至义尽”。其贪婪和虚伪由此可见一斑。桓公五年,郑庄公打败王师。天子本人也被箭射伤。郑庄公不但没有追击王师,反而犒慰王师,假装慈悲,其奸雄性格此时发展到了顶峰。 二、《左传》的人物叙述技巧 1、在细节中展现人物个性在历史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诸侯卿相及其追随者和破坏者,在春秋那个 的时代,政治和军事纷争不断,《左传》人物多在重大的政治和军事纷争中展示个性特征,作为叙事散文。《左传》重在叙事,人物性格的种种,包括生活细节便和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例如,郑庄公在与其母亲、弟弟的矛盾表现在争 位的斗争,而非家庭琐事。《左传》通过细节刻画来展示主要人物的个性和感情的变化,逐步深化人物形象。郑庄公将幽禁母亲,并发誓不及黄泉,不得相见。但后来“良心”发现,于是取颍考叔隧道相见之计,与母亲见面。这里的细节描写揭示了孝道孝行的虚假,丰富了郑庄公的形象。2、融补叙和插叙等艺术手法与细节当中《左传》的叙事用了多种叙事技法,补叙、插叙、追叙等等,其中在表现人物的细节描写中亦不乏这些细节的描写技巧。这些叙事手法的运用,使人物的个性更加鲜明。例如;写重耳逃亡一篇,便是从19年前写起;《郑伯克段与鄢》开头从“庄公寤生,惊姜氏”写起,郑庄公与母亲的弟弟的矛盾便由此埋下伏笔,为后文表现庄公的性格作了铺垫。3、对话和行动表现人物《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构成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极少人物的外貌和心理等主观因素的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行动和对话展现人物形象。例如:《鞍之战》中郄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郄克、张侯和郑丘三人同仇敌忾,在对话和行动中再现了他们视死如归的气概。 三、《左传》的人物评价 《左传》中叙述者的评价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形式,即在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孔子曰”或其他某名人“曰”的形式,来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作者自己不说话,而是假借他人之口表述自己的观点。在表现郑庄公的不友和不孝,不忠和不敬时,叙述者是通过人物在事件中的言行来表现人物,而极少作直接的主观评价。同时作者善于通过对比的方式刻画人物,譬如:郑庄公在有意冒犯周天子之后,又去慰问周天子,这里既嘲笑了周襄王的无能,揭示了周王朝的衰败,也讽刺了郑庄公的城府和虚伪。实际上这篇作品为《左传》开宗明义,是整个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缩影。作品中的颍考叔是个小人物,作用却不可低估。文末作者假借“君子曰”介入评论,表彰颍考叔的孝道,表明了作者维护礼乐制度的态度和用心。多数情况下,《左传》叙述者假借社会舆论家的身份进行评议,不直接判断是非,也没有改变对人物的批判原则。如: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薀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藨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该段没有从正面说明周、郑谁对谁错,而是说双方不该背弃礼仪,不忠不信。对于郑庄公的不取许,认为对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来说,有其难能可贵的一面。作者用一句“失正刑矣”,批评郑庄公对“组颕”一事的处理,可见作者对事不对人,原则性很强。
《史记》的艺术特色及其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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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人物传记在描写人物上取得了 的艺术成就,作者禀承着“实录”精神,通过对人物生平活动加以描绘,用人物的言行,活动场面,再现了历史人物的生动面貌,塑造了富有个性的一系列历史人物形象,综合《史记》中各篇人物传记的写人的艺术手法。主要以以下几个特点对其粗论:
一、精心选取材料, 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对于这一写作手法,我们可以通过司马迁在《留侯世家》里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来进行了解。司马迁写道:“(张良)所与上从容言 事甚众,非 所以存亡,故不著。”张良是辅佐汉高祖刘邦定 的人物,是当时一位 的谋臣,他平时对刘邦谈论 的事绝不会少,但司马迁把张良和 兴亡无关的言行,这些不足以表现这个人物性格的因素都舍弃不录。这句话虽然是司马迁自己说的,同时也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选择材料方面的一项总的原则。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他的生平活动总是很多的,那么在人物传记中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写到传记中去,主要应该选择那些对这一人物来说,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和言行,只需能够说明和表现出他的主要业绩和性格特征就可以了.相反地,如果有闻必录,巨细不分,反而会模糊人们对这一人物的基本认识。因此,严格地取舍材料,可以说是能否成功地写好一篇人物传记的关键。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是十分精于材料的取舍和选择的,在他写的传记中,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 。 如《廉蔺列传》仅用完壁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典型事例来写蔺相如,《李将军列传》以三次战斗为主要材料构成李广的一生,《孙子吴起列传》以吴宫教战塑造孙武其人,《张释之冯唐列传》,也只用几个生活片断,就写活了二人。因为作者要表现的是蔺相如的大智大勇与无私为国,李广的善战与过人的胆略,孙武的执法如山、不畏权贵,张释之、冯唐的犯颜直谏与大公无私。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迁对一些琐屑之事特别感兴趣,如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李斯见仓鼠、厕鼠掠治,韩信胯下受辱,以及刘“大丈夫当如此”的感叹,项羽“彼可取而代”的壮语,陈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嗟叹。这些材料的选择,用文学的原理来说,实在接近于典型化的手法,即用典型事件典型细节来表现人物性格,塑造典型形象。
司马迁写的是历史人物,必须根据历史事实,对人物事迹是不能凭空虚构的。但在刻画人物时,却精于判断。司马迁善于在一个历史人物身上发掘出最有价值的东西,判断出他的主要倾向而给以公正的评价。因些,司马迁所写的史传,既形象鲜明,又深刻动人,且又本着历史事实而不损害人物的历史真实性。
二、运用“互见法”,既让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 ,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
司马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创造了“互见法”。所谓“互见法”,指司马迁所创造的一种述史方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靳德俊先生总结为:“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详彼略此,则互文相足尚焉。” 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 性,使人物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互见法最基本的形式是在本传中着意刻画人物形象,集中描写和叙述矛盾最尖锐、斗争最激烈的事件, 人物的主要精神面貌,而将人物的侧面载于他传。 这样,司马迁必须更加讲究选材,筛选出最有典型意义的事迹写入本传,而将其他枝蔓和有损人物形象的材料放于他传之中,这也就是苏洵所说的“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方法。 既 了人物的典型形象,又不失历史的真实。
司马迁运用互见法塑造人物最成功的例子是《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刻画了刘邦的适应时势、知人善任、宽厚为怀、机智有谋略的一面, 了刘邦政治家战略家的形象。而对于刘邦的缺点,只是轻轻提点而已,如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的秉性时只用了“好酒及色”四字。然而在《项羽本纪》中,则毫不留情地记载了刘邦的许多流氓无赖之本性。《项羽本纪》中记载:
“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①
再如“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 事未可知,且为 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 ②
同样的,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则塑造了一个才气过人的盖世英雄的 形象,而对于项羽的缺点,也仅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而在《高祖本纪》中,则补叙项羽的“所过无不残灭”等 ;刘邦列数项羽十罪,则代表了司马迁对项羽缺点的集中批评。《高祖本纪》中记载汉王数项羽曰:
“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项羽矫杀卿子 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 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③
当然,了解刘邦,还可参见《 留侯世家》 、《张丞相列传》、《佞幸列传》等传记;认识项羽,还应参照《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鲸布列传》等篇,多传互见,相得益彰,只有将这些传记结合起来读,才能见出刘邦与项羽的完整性格。总之,有了互见法的运用,司马迁可以在人物传记中集中笔墨把人物塑造得更 ,性格更鲜明,这对于叙事文学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新的艺术法则。
三、善于选择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暗示人物的性格志趣与未来,使人物形象丰满,个性更加鲜明。
《史记》人物传记中对人物的描写,固然主要是描写他们的重大社会活动,是靠着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的,但《史记》中也描写了一些似乎离主要事件较远的琐事,有些看似闲笔,但却在展示着人物思想性格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小事”的描写,有助于使人物形象丰满,个性更鲜明。有些“琐事”还往往使人见微知著,预示着人物日后发展, 《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李斯列传》开头写李斯观厕鼠之别而叹;《 陈丞相世家 》写陈平为里中社分社肉甚均;《张汤传》写张汤劾鼠掠治如老狱吏;《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得食于漂母及甘受胯下之辱,等等。这些细节实无关史事之大体,然而却富于代表性,具有典型意义,它们常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好尚、志趣、抱负,由此勾勒出人物性格的基调,或由此透露出人物性格的逻辑走向。章学诚说:“陈平佐汉,志见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玄机;搜间传神,亦文家之妙用也。”这一点,的确见出司马迁巧运之匠心。
《萧相国世家》写刘邦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鄼侯,众人不服。此时:高帝曰:
“‘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 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④
群臣皆莫敢言。刘邦的“功人”“功狗”之说,语言粗俗,透露出一股乡野无赖之气,仍然是刘邦的性格特征。而用这样通俗易懂的比喻来说明萧何与众人的区别,又非常形象准确,显示出刘邦在粗俗之中所具有的才智,善于用巧妙的方式折服众人。这又是刘邦的本质特征。这一细节,深刻表现了人物性格。生动、真实而又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描写,在《史记》中的确俯拾即是,又譬如《韩长孺列传》:
“其后(韩)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田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⑤
事件本身颇具戏剧性,而其中的细节就很合乎人物性格。田吏之言,显示出下层吏卒的粗野和小人得势时的张狂。韩安国之行事,又表现出忠厚长者的个性。《万石君张叔列传》写万石君父子:
“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⑥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⑦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⑧
万石君父子是谨小慎微的典型,司马迁给他们的评价是“无他大略”,唯“恭敬无与比”、“文深审谨”,上举几个细节,便将他们的性格刻画得维妙维肖。
四、善于把人物事迹、历史事件故事化。
司马迁写人,总是用一些具体的故事情节来表现人物形象。与先秦史传文学作品相比,《史记》的情节更加完整,往往可以独立成篇,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在前面举过的许多名篇如此。如《项羽本纪 》《吕后本纪》、《孙子吴起列传》、《田单列传》等。就是一些轶闻轶事,司马迁也写得首尾完整,自成一章。请看《司马相如列传》中“琴挑文君”一节:
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之临邛,从昆第假贷犹是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便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 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会客,独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其乃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⑨
故事从相如琴挑写起,经文君夜奔,王孙发怒,文君当垆,相如酤酒,翁婿和好几个情节,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其情节完整,简直就是一篇小说。再请看《滑稽列传》中优旃的故事: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 ⑩
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这一情节比较简单,只写一件事件,但事情的起因、经过、结局同样交代得分明有序,由此可见出优旃的聪明。作者写来,人物声口逼肖,情态宛然,故事性极强。
从先秦到两汉,史传文学从对人物的粗略勾勒变为对形象的细致刻画,从按时间顺序“随举一事”叙述发展到“包举一生”之行事,司马迁已经把人物一生的言行故事化了,历史的运动也就溶化在这些故事情节之中。一部《史记》,就是几千年历史人物的故事集。可以说,司马迁的《史记》强化了中国古代史学上以形象和情节解绎历史这一特征。《史记》是史传文学作品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 的楷模。《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不少传记中的曲折情节,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已开始运用。《史记》中的许多故事,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取材的对象。如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 》以及后来的《东周列国志》,人物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戏剧方面,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 多种。在散文方面,《史记》的文章风格、写作技巧,尤其是平易简洁又富于表现力的语言,无不令后代散文家倾倒,从唐宋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文风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的诞生,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 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 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 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
文化方面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 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 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小说方面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 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 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传记文学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 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艺术特色:
塑造了丰富多彩的、性格鲜明的一系列人物形象。谋篇布局,独具匠心、善于选择、剪裁和集中史料,善用“互见法”,善写大事和紧张场面,并以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寓褒贬于叙事,有强烈的抒情性。语言生动、准确、灵活。
好了,关于“《左传》的人物形象刻画”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对“《左传》的人物形象刻画”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且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启示。